宋庆龄方巾巷寓所     摄影/李金河

提起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或许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便是位于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北沿46号的醇亲王府西花园——宋庆龄故居，其实，她在北京的第一处正式寓所，是位于东城区建国门南小街439号（当时称方巾巷44号）院的一栋西式小楼。

1949年以前，宋庆龄曾两次来过北京（当时称北平）。虽然这两次在北京停留时间都很短暂，但却令宋庆龄终生难忘。

1924年11月至1925年4月10日，宋庆龄第一次与孙中山先生来北京，临时住在北京饭店。孙中山先生因肝病复发到协和医院手术后，为方便照顾，便迁入铁狮子胡同5号的顾维钧住所。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在北京溘然逝世。当时只有32岁，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整整10年的宋庆龄，首次踏入古都北京，就经历了与丈夫的诀别，从此阴阳两隔，令她痛不欲生。

1929年5月18日至26日，宋庆龄第二次进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大典，并护送灵柩安葬至南京中山陵。此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北京，而是长期居住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的小洋楼里。她曾对廖梦醒（廖仲恺长女）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

1949年6月25日，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9月正式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廖梦醒，受命前往上海会见宋庆龄，向她面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笔信，邀她北上与中共中央商讨建国大计。起初，因北京带给她的记忆伴随着无比的伤痛，宋庆龄不愿进京，但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如此殷切邀请，加上邓颖超几次上门与她恳谈，宋庆龄终于被共产党人的一片赤诚所感动，答应北上。但也提出她无法在北平呆上几个月，“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只要能及时赶到那里参加会议就行”。8月28日，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随后，宋庆龄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沈粹缜（邹韬奋夫人）等人陪同下，返回上海居住。建国后,宋庆龄因生活、工作需要,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往返,然而，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一职务又需要她长期留在首都北京工作，因此，解决宋庆龄在北京居住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1949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车站迎候宋庆龄

在确认宋庆龄承诺来北京居住后，周恩来总理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遂安排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任副秘书长的曾宪植（叶剑英夫人）等人在北京寻找合适的住宅，并最终选定位于方巾巷44号的一栋西式小楼。周恩来总理在国事缠身的情况下，亲自去现场勘察、定夺，而后致电在上海的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曾宪植)、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对宋庆龄到北平后工作与生活习惯方面的考虑之周到由此可见一斑。

方巾巷44号院建于民国初期。这座院子原是1917年著名教育家李石曾买下，用于华法教育会中国事务所办公使用的。当年1月，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不久便与李石曾共同发起设立该事务所，致力于组织招收中国青年学生志愿者赴法留学。这中间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李维汉等一大批改变中国命运的杰出人物。1918年底，蔡元培等人还利用院子前后两个院落的若干间平房，创办了中国最早实行男女生合班的新型学校——孔德学校。1922年，因经费发生困难，华法教育会中国事务所撤销，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终止。不久，孔德学校也搬到了东华门重新建校。1919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由原北京基督教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初创时期的燕京大学因校址分散而分为男校和女校，女校位于灯市东口的佟福夹道，男校则位于崇内盔甲厂胡同。为办学方便，1926年，司徒雷登买下了离男校很近的方巾巷44号院，作为自己的私人住宅，同时，请“燕园”的设计师亨利·墨菲将这座院内的平房拆除，盖起了一栋西洋小楼。（《燕京大学校史稿》，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张玮瑛主编，人民中国出版社）司徒雷登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经常住在这里（1941年——1945年被日寇关押的那几年，被一日本特务组织占用，后为国民政府接收）。

1949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手挽着手，内心充满了喜悦

这栋灰色小楼坐北朝南，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东西宽20米，南北长18米。楼体属砖木结构，灰筒瓦坡顶，门楼考究，梁柱端方。一层为抹灰墙面，东西两侧房间内装有壁炉，上刻汉白玉浮雕“二龙戏珠”；二层灰砖清水墙，南侧建有阳台，带罗马爱奥尼立柱。室内铺有地板，装修精美，各层房间互有门相通，木楼梯的扶手栏杆上刻有雕花，朝北的大窗户镶有彩色花玻璃，门窗为黄铜饰件。楼房前后有小花园。大院门朝东开。

1950年4月，宋庆龄从上海再次来到北京“上班”，住进了为她准备的方巾巷寓所。宋庆龄住在二层，一层是客厅和餐厅，她对周恩来总理为她选定的这处寓所甚为满意。不久，罗叔章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受中央委托负责与宋庆龄联系。1950年8月13日，宋庆龄为方巾巷寓所布置事宜复函罗叔章：“（一）我同意楼下小饭厅的红木桌椅移到楼上放冰箱的房间里﹔（二）我同意钢琴放在原来摆沙发的地方﹔（三）我以为楼下红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两个工艺木柜可不需要，也不要换別的东西﹔（四）放在壁炉两边的两个柜子，我以为里面所布置的东西已合适了，请你不必添放东西。”1954年,宋庆龄还曾热情地邀请罗叔章搬到方巾巷寓所居住，见罗叔章没有回应，她从上海再次致函罗叔章：“您来信中，未提起已搬至方巾巷居住，您是否为不方便的原因。我感觉您终日工作繁重，晚间必须有安定住所，因此我愿意您住到方巾巷去。”

在这座精致的小楼里，宋庆龄接待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和新闻记者。1950年12月，刘少奇同周恩来、蔡畅等人来方巾巷寓所作客。1951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周恩来总理在方巾巷寓所与宋庆龄共进晚餐。席间，周恩来总理建议宋庆龄主导的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版的形式向国外介绍、宣传新中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宋庆龄欣然应允，并与周恩来总理商议了办刊的方针、所需解决的问题。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宋庆龄陪同出席了近10场活动，并邀请尼赫鲁和其女儿（即后来被称为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到方巾巷寓所共进午餐。有一天，宋庆龄刚从上海回到方巾巷寓所，便亲自下厨做菜，邀请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徐肖冰夫妇吃午饭。她送给侯波一条淡绿色丝绸围巾，送给徐肖冰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确良白衬衣。告别时，宋庆龄送给侯波的孩子许多上海小吃，并一再叮嘱：“下次再来一定要带着孩子，我喜欢孩子。”　

1950年12月，刘少奇同周恩来、蔡畅等在北京方巾巷宋庆龄寓所作客

宋庆龄非常喜爱鸽子。1954年的一天，两只迷路的鸽子飞进了方巾巷寓所，管理员小张收养了它们。几天后，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小张请示如何处理。她让小张建个鸽舍，把鸽子饲养起来。从那以后，鸽子日渐增多，有从市场上买的，也有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经送给她一对通体纯白的名鸽。她在工作之余，喜欢把比较干硬的面包皮切下来，用手捏碎配上绿豆，放到点心盒里，亲自拿去喂鸽子。她吹起口哨，鸽群应声飞来落在她的周围。鸽子对自己的主人毫无戒备，甚至可以直接从她的手里啄食。1952年，宋庆龄和郭沫若发起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文件夹上绘有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她非常喜爱这个鸽子形象，把这个文件夹放在她寓所办公桌上很长时间。宋庆龄也喜欢种植，院内楼前生长的数棵紫藤萝也是她亲手种植的，几年时间就长得枝繁叶茂，春夏时节繁花似锦；她还在院内种植了一架龙眼葡萄，每年中秋时节，她都会亲自采摘葡萄招待客人（宋庆龄是一个念旧的人，那一群鸽子和一架龙眼葡萄，后来跟随她从方巾巷迁到前海又迁到后海的寓所）。从1950年4月入住算起，直到她1957年12月离京回沪为止，她在方巾巷寓所断断续续住了8个年头。

宋庆龄在1958年9月4日致好友黎照寰的信中写道：“北京的许多道路都在进行拓宽，许多房子要拆掉，包括我在那里的家今年冬天也要拆了。因此，我想我要住到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了。”虽然为了迎接新中国10周年大庆，北京要兴建十大建筑，其中，新北京火车站的选址离宋庆龄的方巾巷寓所很近，但这栋洋房并没有拆除，不过她对此并不知情，因为从1957年12月起，她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一年半。1959年4月，宋庆龄为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又回到北京，但她并没有回方巾巷寓所居住，所以她也一直不知道方巾巷寓所并没有拆除。

宋庆龄在1960年5月4日致王安娜的信中告诉她：“为了拓宽道路，老房子已经拆了。一个又大又雄伟的火车站就建在我的老房子对面，所以那里的噪音极大。我是去年（1959年）十月份搬过来的。这块地方安静多了，不过夏天嘈杂，因为学生们都来北海游泳。”信中所说的新住宅即宋庆龄在京的第二个寓所——前海西街18号（恭王府马厩改建的花园）。由于此处房间潮湿，而她又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环境对她的健康不利；而门外面对什刹海冰场，嘈杂吵闹。周恩来知道她好静，决定再次为她选址建宅（宋庆龄迁出后，郭沫若在此居住，即现在的郭沫若纪念馆）。

当中央派人带着国家主席刘少奇请夫人王光美代写的一封信以及新宅设计方案到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时，她婉言谢绝了。她在给王光美的回信中写道：“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因此她表示：“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央规定一般不盖新房，但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需要，仍破例决定为她新建住所。1962年，周恩来受党和政府的委托，亲自物色了后海北沿一座已经荒芜的旧日王府（醇亲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为她新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1963年春天，宋庆龄迁入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46号的院落，到1981年5月29日因患白血病逝世，她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个春秋。同年10月，由国家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翌年5月29日起对外开放。

在2003年初东城区南小街市政改造工程中，为了保护宋庆龄在方巾巷曾居住了8年的西洋小楼，在文物管理部门的要求下，市政建设单位修改了原来的施工方案，从而将故居完整地保留下来。2007年12月，此处被北京市规划委、文物局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如今，静静掩映在高楼之下的这座洋楼，成为见证历史的纪念性建筑。■